中国文化土壤下的“婚外恋”

昨天与一位从事身心灵成长工作十余年的导师见面，多年来她参加过近百场中外名师的工作坊和各个心理学流派课程的学习，现在作为导师常年活跃在课堂里。

她融会贯通，兼收并蓄，时时能够感受到她的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席间，谈到中西方关于对家庭、对爱的理解，谈到各学派大师做个案的特点。

她说，西方的家庭是建立在男女双方“爱情”的基础上的，这被认为是最为正常的。只有两个人真正确定是发自内心地爱对方，才会涉及到谈婚论嫁，在庄严肃穆的教堂中，两个人举办的是彼此立下“誓约”的仪式，人们以爱为基础，并带着对对方的深爱，走进家庭生活。其它因素，并不起到决定性作用。

所以，个案中，西方的导师内心中的预设是，两个人是“有爱”的，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两个人相互立下誓约，无论何种情况，心甘情愿，彼此付出。爱是婚姻的基础，更是水分和土壤，不可或缺。

于是，个案的重点是，导师或咨询师帮助来访者双方重新找回本来就有，只是被遗忘的爱，重新用爱滋养双方。

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礼仪之邦，古时“父母之命、媒妁之约”、“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现在“你有车房，我有学历相貌”，这些被社会价值观所约定俗成的社会潜规则渗透在双方择偶的过程中，稍有差池，则会被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周围人群甚至社会舆论所不屑，说这是一份不被看好，不被祝福的婚姻，从小在规矩规则中长大的当事人往往难以与这种无形但又强大的压力所抗衡，于是，放下心中所爱，转而去“适应社会”，为了父母的笑容，为了周围人好的评价走进了婚姻。

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人对婚姻的评价标准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其中参杂着衡量、比较、对比、计算和评估的味道。唯独西方人认为的最为重要的“爱”的因素，被放置不重要的角落，甚至被遗忘殆尽。

所以，个案中，我们经常遇到，“看起来应该”很好的婚姻，其实已经索然无味，如同鸡肋。

于是在物质条件到达一定水平，衣食无忧的阶段，人类内在渴望”被爱、被关注、被喜欢”的需求迅速上升，对丈夫或者对妻子本就无爱，这个时候更是爱不起来。在内心渴望时，婚外的砰然心动和情感的流动就很容易出现了。于是出轨，婚外恋就这样发生了。

看起来，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其实更是一个文化现象。中国夫妻的个案大多情况都是没有“爱”作为亲密关系的基础，就像是建立在沙子里的建筑，无论建筑看起来多好看，其实早已埋下坍塌的可能性。

咨询中双方彼此抱怨，关注的焦点是自己为了责任、义务、面子、赡养老人、照顾孩子、维护这个“内心里烦透了”“没滋没味”“苦涩”的家，付出了多少多少，对方又是怎样的无情无义，没有做到丈夫或妻子“应该”尽的责任。那般的可怜，那般的值得“同情”。

其实，这些付出，如果心里充满了对对方的爱，一切都会是那样美好，那样开心和幸福。而付出后这般抱怨这般无奈，实则，是因为内心里没有爱，所以，心不甘，情不愿而已。

因为感受相同，因此观点一致，我们深度认同这个发现和总结。恰巧今天看到张先生的中外文化比较方面的文章，从文化的角度，探根究源，反观现实，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迪。

(文)晓君

新儒学与希腊哲学的相同和不同

张君劢

在东西方哲学间作这种比较研究﹐并不是任何人凭空想到的﹐而是基於客观事实。不过﹐虽然有这许多相同的地方﹐可是﹐中国哲学仍然有其特色﹐使它与世上任何其他哲学体系不同。我认為中国哲学有四点独一无二的特性﹐以下我们逐一加以研讨。

(一)中国人在哲学方面的兴趣集中在道德价值方面。中国人认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的关係应是哲学家首先考虑的对象。例子﹐构成社会各个分子---君臣﹑父子等---应该如何共同相处?孔子的答案是: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眾而亲仁。行有餘力﹐则以学文。」[《论语》第一《学而篇》第六章。]我们也发现这种情操常用到社会其他分子身上﹐如君臣﹑父子﹑夫妇。对社会上不同分子﹐有不同的道德规范﹐有些道德规范是共同遵守的﹐有些规范则為某些分子遵守的。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采取目的论观点﹐这是中国思想的基本态度﹐目的观使中国人的兴趣倾向道德价值方面﹐因此﹐对中国人而言﹐道德价值比逻辑﹑知识论或任何纯綷抽象知识具有更重要的功用。

(二)中国人这种对伦理问题的重视﹐往往使西方人认為中国人思想太实际太世俗。但这种看法错误了。中国人希望解释宇宙间一切现象﹐因此﹐他们想解决世界创造问题﹐而这是对他们想像力的一个挑战。他们认為天是道的根源﹐并以自然界阴阳二力或变化来解释这个关係。他们的形上学永远是理性主义的﹐不带超自然主义色彩。这种诉诸理性最有名的例子是老子的《道德经》。「孟子」也是理性主义体系。周敦颐的宇宙论以及张转载和朱熹对理与气的讨论﹐显示抽象的理论分析乃宋代中国思想中最主要的部分。

佛陀曾对其弟子表示﹐他们对他的信仰应该基於理性。中国人甚至比佛家更属于理性主义的。中国思想家认為上帝与自然之间没有间隔。如果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有区别的话﹐也只是程度上的﹐不是根本的。凡是形而下的都可以归溯于形而上的﹔凡是形而上的都应该用这世界的理象来加以解释。

(三)中国人在哲学上最大的兴趣是对心灵的控制。这种现象可以和西方人的热心研究方法论相比。中国人认為﹐由于心常為物欲和偏狭所蔽﹐所以﹐净心為得道的先决条件。一旦把自私的念头消灭﹐心便能不偏不倚﹐明朗和远见了。周敦颐的无欲﹔朱熹的致知和专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些便是达到真理标準的叁条道路。

(四)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的第四个特色是重视自己所学的身体力行﹐甚至為了道可以牺牲生命。人若有志於道愿献身于道的话﹐首先要做的便是将自己所信的原则付诸实行﹐一一自己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国家所尽的义务中具体地表现出来。举例来说:贪爱金钱﹐躭于色欲﹐热中名利等当然无补於道的领悟。发怒﹑暴力﹑说大话﹑饶舌同样是领悟道的阻碍物﹐应该避免。当程显弟子谢良佐第一次拜謁他时﹐谢良佐夸张自己记得史籍甚多。程子问他说: 「贤却记得许多!」[《宋完学案》卷十四《明道学案》。]谢良佐听了这话不觉面红耳赤﹐汗流浹背。此后﹐他不再作记诵功夫﹐专心一志地致力于沉思默想。中国哲人不满于纯粹知识或哲学原则的建立﹐一定要身体力行自己所奉的原则。(节选)